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2010-2015年工作计划》也承诺在《东盟人权宣言》通过之后要讨论制定《东盟人权公约》的可能性，因此东盟区域性人权机制将要向前进一步迈进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托克维尔说：如果把富人、贵族和君主撵出政府，法学家在政府里就将总揽大权，因为那时唯有他们是人民能够达到的最聪明能干的人了。如果政府的专制是以暴力进行的，那么，在把政府交给法学家管理以后，专制在法学家手里将会具有公正和依法办事的外貌。
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的法学家精神，有助于更细致地描绘多元化的法学家精神民族成员（Volksgenossen）的权利只有为了更好履行他的集体义务的时候才能被授予。德国学者还区分基本义务和基本权利义务（Grundrechtspflicht），前者是公民向国家承担，后者是国家对公民承担，[18]国家如果违背基本权利义务，将产生侵犯基本权利的效果。（2）从宪法中间接推导出来的义务，包括服从法律的义务和纳税义务。因为现实是，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基本义务，有些没有规定，而且也无法比较到底是规定的国家多还是不规定的国家多。
[22] 基本义务正式见于1795年8月22日法国宪法的《人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宣言》，[23]当时规定了四个基本义务：服从法律的义务、纳税义务、财产牺牲义务和服兵役义务。在基本义务关系中，（1）直接参与人是公民和国家。代表人物之一是古斯（Christoph Gusy）。
一、基本义务（Grundpflicht）的概念 不同于魏玛宪法第二章德国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1949年德国基本法中并未提到基本义务的概念，这让人产生了基本法已经完全放弃了基本义务的印象。（3）基本义务作为主观义务。因为个人的生命只有在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中才有意义。服从法律的基本义务并不以每一个具体的法律为前提，为了独立于法律，所以它存在于宪法。
就此而言，它提醒公民注意在国家中的共同责任。另一种则将基本义务视为独立的宪法范畴，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是平行的。
比如忠诚义务，不仅具有宪法位阶而且也是宪法任务，原则上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相对地，贝特格（Herbert Bethge）区分了五个等级的规范效力，包括道德义务、序言和教育目标中的义务、不完善的法义务、具有规范效力的基本义务和自我执行的基本义务。因为它属于一种法律上的自由，所以由国家通过确定的规则来履行该项任务（自由的保障——笔者注）以及对由于国家侵犯而无法履行或者减损或者对保护自由的拒绝进行惩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义务能力原则上与权利能力是相关的，义务履行能力则取决于年龄。
（2）基本义务主要涉及公民对国家和集体的关系，而基本权利限制是说自由的行使要和其他人的自由相协调。这一制裁主要是针对公民的忠诚义务的。[42]但是在后来的《德国国家法》第三卷中，施特恩则回到巴霍夫（Otto Bachof的论证轨道，[43]将基本义务作为团结（Solidarit?t）的最低标准，社会国原则也是由此导出。落实这种道德性的基本义务的重要手段是教育。
[45] （4）基本义务来源于人性尊严。[66]目前，基本义务的法律中介性是德国国家法学的通说。
（2）不完全的法义务，是指目前没有规定法制裁的义务。那么，基本义务到底在宪法上具有什么意义？目前德国学者有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将基本义务作为基本权利学说的分支，隶属于基本权利教义学。
同时，它又有新的发展，包括将受教育义务规定为上学义务，并通过在宪法文本中规定父母的教养义务来予以补充。所以，市民要求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不干涉，尤其是经济活动上的自主，强调政治（国家）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区隔。[30]那么，魏玛宪法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规定基本义务？学者认为，它的根本诉求是通过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来塑造文化国家和社会国家。[92]因此，现代公民是一个蕴含着公私两面的概念，[93]从私的角度讲就是强调个人权利，从公的角度讲就是强调公共义务和公共责任，用阿克曼的话就是私人公民（private citizen）。学界的通说认为，这只是宪法对纳粹时期滥用公民义务的一种反应，[⑤]基本法中仍然保留了一些义务条款，比如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的教养义务、第14条第2款第1句的财产的社会义务。（3）在国际法领域，通过公民的和平义务，国家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的任务，侵略战争被禁止，国际法义务也被接纳成为宪法的一部分。
它不仅具有伦理上的意义，而且是对个人式自由主义的否认，它反映了基本自由的社会约束性。[79] 施密特也对耶利内克的地位理论提出了批评。
首先，人的义务是自然法上的义务，而基本义务是实证法上的，所以比人的义务更体系化。[65]基本义务通过法律来实施还具有另一个意义，即表明了基本义务的有限性。
[78]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基本义务作为国家主权的产物。比如施托贝尔认为选举义务是道德义务，因为它既未在法律中规定，也没有规定惩罚措施。
对于不作为义务，比如和平义务，同样不依赖民法和刑法的规定，民法、刑法的规定仅仅在制裁违反不作为义务的行为时才有必要。[64]对此，伊森泽的说法更直接，他认为，如果没有法律来具体化基本义务，宪法上的基本义务对个人来说不过就是一个道德上的呼吁。[91]共和主义公民观就是要恢复古希腊或者古典公民观中的道德成分，强调公民身份的公共性质。[87]由此可见，德国学者对于基本义务的理论基础并未达成共识。
施托贝尔认为，基本法之所以没有规定对违反基本义务的惩罚，部分是因为这在基本法上既不可能也没有效率和意义，部分是因为基本义务仅仅是立法的标准，因此它的法律后果和法律保障都要通过法律来具体化。[70]兰德尔茨霍夫也认为，这种认为基本义务是反自由主义的观点的关键还在于人们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理解为对称关系，这种误解可以通过非对称关系的理解得到消除。
议会委员会的发言人曼戈尔德（Hermann von Mangold）简明扼要地指出，基本权利构成个人在国家中地位的前提，个人的基本义务也是一样。当前我国宪法学界对公民基本义务的质疑或者担心，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1）有的发达国家宪法上没有规定基本义务，比如美国，可见基本义务并非宪法所必需的。
[72]但是这种观点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因为美国宪法上没有规定基本义务并不代表他们认为公民不应当承担基本义务或者美国公民实际上不承担基本义务，[96]同时，德国宪法上规定了基本义务也不代表德国就不重视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或者德国对基本权利的保护程度不如美国。
它敦促基本权利行使的节制、减少个人的放任。源自于乡镇法上的担任荣誉职位的义务也进入了宪法。会议的多数人承认公民自律和针对其他公民的责任，但认为针对国家的独立的义务规定似乎背叛了自由的理念，[25]最后会议以570:433否决了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发布，[26]所以《人权宣言》仅在前言中提及义务。[51]但是，兰德尔茨霍夫并没有解释基本义务的这种规范效力到底体现在哪里。
这种公共性质一方面体现在公民身份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比如对于古斯的基本义务是为了国家存在的观点，有学者就指出，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古斯认为国家的存在先于宪法，但是无论如何立宪国家是以宪法为基础的。
这其中的关系可以从纳税义务上看出来。[69]对此，伯肯福尔德（Ernst Wolfgang-B?ckenf?rde）敏锐地指出，基本自由权不再必然是自由主义基本权理论上的单纯自由，而是一种制度-客观意义上的自由的实现，自由的范围和保护要随着行使自由的方式和目的而改变。
这种市民主义的公民观导致权利成为公民身份的象征，从18世纪的自由权到19世纪的政治权利再到20世纪的社会权利，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的公共属性的减弱，即过分强调公民个人享有的权利而忽视公民对共同体或国家应尽的义务，从而使国家内部产生了离心力，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从结合变成了区隔。它具有双重性：父母无法选择是否行使教养孩子的权利，但他们可以决定如何行使该项权利。
